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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魏后妃为何不愿生太子只因一个要命的祖制

来源:  点击次数:1  时间:2019-06-30

立太子前,先赐死其生母。这种残忍的传位方式,史学界称之为“立子杀母”或者“子贵母死”。开此先河的,是汉武帝;形成制度的,却是拓跋氏。汉武帝“立子杀母”,在西汉仅此一例;而拓跋氏的“子贵母死”,却在北魏沿袭成势。

翻开《魏书·皇后传》,关于“子贵母死”的记载,让人触目惊心: “道武宣穆皇后刘氏,后生明元……后以旧法薨;明元密皇后杜氏,……生太武……泰常五年薨;太武敬哀皇后贺氏,……生景穆,神麚元年薨;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,……生文成皇帝而薨;文成元皇后李氏,生献文,……依故事……薨;献文思皇后李氏,……生孝文帝,皇兴三年薨;孝文贞皇后林氏,生皇子恂……后依旧制薨;孝文文昭皇后高氏,后生宣武……暴薨”。

这份死亡名单中,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:文成元皇后李氏,可以称“依故事”死;孝文贞皇后林氏,可以称“依旧制”死;而排在最前面的刘氏,为什么也称“以旧法”死?带着这份疑惑,笔者仔细翻阅了《魏书·序记》,既没有发现这种“故事”的明确记载,也没有找到此类“旧法”的杀人事件。这就说明,北魏“子贵母死”制度的制定者,就是开国皇帝拓跋珪;而拓跋嗣的生母刘氏,无疑是这种皇位传承方式的第一个牺牲品。那么,北魏“子贵母死”制度是怎么产生的?拓跋珪为什么要制定这种残忍的制度呢?

普遍认为,拓跋珪是在学习汉武帝,其实不然。众所周知,“主少母壮”和“女主颛恣乱国家”,是汉武帝“立子杀母”的主要原因。其中,前者是基础,后者是病症。当时,刘弗陵只有七岁,尚在冲龄;其生母二十六岁,青春年少;汉武帝六十九岁,风烛残年。汉武帝自知时日不多,赐死钩戈夫人正是为了防止其成为吕后第二。相比之下,北魏刘氏死时,拓跋珪三十九岁,正值壮年;拓跋嗣十六岁,血气方刚,且北方游牧民族男子成熟较早,拓跋珪十六岁时就已经建国创业。再者,拓跋珪之死纯属意外,如果不是非正常死亡,他完全能够再活个十年八年,拓跋嗣也会变得更加成熟稳重。可见,“子贵母死”决不是对“立子杀母”的简单模仿。笔者认为,北魏“子贵母死”制度的产生,幕后另有重大隐情。

北魏建国前,拓跋鲜卑还处在氏族公社解体时期。《魏书·序记》把妇人比作“天女”,以及“诘汾皇帝无妇家,力微皇帝无舅家”的谚语,说明父系氏族社会时,妇女地位还相当高;而“昭成……议不决。后闻之……乃止”和“平文崩,后摄国事,时人谓之女国。后性猛妒忌,平文之崩,后所为也”,则反映了当时的妇女既干预朝政,也专权弄权。再者,作为东胡的一支,鲜卑人的血管里,难免携带着“先母而后父”和“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母”的基因。北魏要成为专制帝国,实现“父子家天下”,就必须要对阻碍封建化进程的落后习俗,尤其是对根深蒂固的“母权制”进行血腥变革。笔者认为,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,使拓跋嗣摆脱母权干扰,成为独裁皇帝,是形成“子贵母死”制度的根本原因。

除了历史遗留问题,现实情形也让拓跋珪感到忧心。拓跋部能够复国,北魏能由弱变强,除了母族贺兰部的鼎立相助,还得益于妻族独孤部的大力扶持。然而,随着敌对政权一个个的被征服,随着北魏国势的日渐强盛,对中原历史颇有研究的拓跋珪,敏锐地嗅到了外戚势力对北魏的潜在威胁。拓跋珪是政治家,是开国皇帝,而且受过灭国之苦,为了保住这份失而复得的基业,他必须要未雨绸缪,防患于未然。拓跋嗣一旦继承皇位,其生母刘氏,这个来自独孤部的皇太后,就可能成为独孤部外戚染指北魏皇权的桥梁纽带,那么,王莽篡汉的历史悲剧就会在北魏再度上演。笔者认为,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,达到离散外戚部落、杜绝外戚介入、防止皇权旁落的连环目的,也是产生“子贵母死”制度的重要原因。

当然,如果北魏没有妇人的坐镇,这种来自“外家”的威胁也就不会存在。在历代皇帝中,有拓跋珪这种独特视角和忧患意识的,实不多见。为了让制度顺利实行,为了消除妇人干权,拓跋珪需要一种无形而又高压的力量,来堵住悠悠之口。于是,他谎称拓跋部有“后宫产子将为储贰,其母皆赐死”的祖制,将刘氏“以旧法”处死。《魏书·太宗纪》记载了拓跋珪对儿子的教诲:“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,不令妇人参与国政,使外家为乱。汝将继统,故吾远同汉武,为长久之计。”既然“子贵母死”不同于“立子杀母”,拓跋珪为什么又要搬出汉武帝呢?笔者认为,北魏正倾心汉化,拓跋珪“远同汉武”,就把表似神非的两种概念钩挂在一起,从而为“子贵母死”披上了一件合乎礼法的外衣。

在“子贵母死”的阴影下,到了元恪时期,竟然出现了“椒掖之中,以国旧制,相与祈祝,皆愿生诸王、公主,不愿生太子”(《魏书·皇后传》)的局面,堕胎现象也屡见不鲜。再者,皇后高氏“性妒忌,宫人希得进御”,元恪面临着绝后的政治危机。后来,胡氏不惧“子生身死”,艰难地为元恪生下了元诩这根独苗,因功“进为充华嫔”。为皇统大计,元恪废除了“子贵母死”制度。始于天赐六年(409),止于延昌元年(512),“子贵母死”在北魏沿袭七代,历经百年,见证了拓跋鲜卑的兴衰。这一制度,是氏族社会碰撞封建专制的产物,是北魏推进制度转型的催化剂,所以,它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。它虽然有一定合理性,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妇人干政问题。(刘秉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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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发现,沙俄将领库图佐夫在击败拿破仑之前,头部曾经受过两次枪伤,但都为人所救。

不久前,医学期刊《神经外科杂志》发表了一篇情节跌宕起伏如小说的文章,研究对象正是库图佐夫。这篇文章名字要是翻译成中文,大致可以叫做《两颗穿颅而过的子弹与将至的凛冬:前进的脚步阻于莫斯科城下、胜利的辉煌止于库图佐夫之手,此乃拿破仑的命运》。

一个脑袋挨过两发枪子儿的人,凭什么大难不死,还击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?研究人员横跨三大洲、调查两年多,重现了一段隐秘的历史。

两次夺命的子弹,两次救命的医生

1745年,库图佐夫出生在俄罗斯的一个军事世家,他爹是个中将。母亲则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,单身爸爸教儿子难免风格硬朗,所以库图佐夫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军事教育,知识面几乎涉及有关军事的所有领域。

这样长大的库图佐夫也不辱门风:14岁军校毕业,16岁正式入伍,23岁在罗缅采夫上将手下参赞军务,29岁第一次亲自指挥战斗。这样的硬汉上了战场,马上显示出不一样的勇敢,身先士卒肯定是不在话下。

结果,砰,“人生第一次颅脑贯通伤”任务达成。

从三维重建的影像来看,库图佐夫和刘德华一样,都是伤到了额叶。一般来说,这种任务的达成基本都伴随着葬礼。像刘德华那样因剧情需要能保住命的就算是幸运极了,但是基本也都傻了。不过,库图佐夫可不是一般人,他似乎深深地被命运眷顾——这次枪伤,让他遇到里自己生命里的第一个贵人。

这位贵人是马索特(Massot)医生,一位在俄罗斯军队服务的法国人。因为长时间从事军事医学,这位马大夫对于脑外伤的处理很有一套,包括子弹的取出、以及脑外伤的止血等等。他擅长使用一个方法处理硬脑膜的出血:通过脑外伤的创口放置银质的圆片压迫硬脑膜起到止血的效果——他很有可能正是用这种方法救回了库图佐夫。当然,马索特医生本人也承认,有些颅脑出血不是当时的手术技术所能处理的,库图佐夫大难不死,或许是他和医生共同的幸运造就的。

到了1787年,俄罗斯跟土耳其又打了起来,42岁的库图佐夫以少将军长的身份参加战争,悍勇无双的他,依然身先士卒不再话下。

结果在1788年,砰,“人生中的第二次颅脑贯通伤”任务达成。

老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,这一次,库图佐夫比上次略幸运了一些,子弹没伤着脑子。更万幸的是,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。

咦,怎么还是第一个贵人?没错,还是那个马索特医生治疗了他,而且他俩再次共同受到了命运的眷顾。库图佐夫还是没死成。连马医生自己都觉得这个事情实在不可思议,以至于后来他说,一定是命运要让库图佐夫去做一些伟大的事情,要不然这两次在医学角度完全是被判死刑的情况下,他怎么能活过来?

逆转卫国战,交锋拿破仑

如果命运两次破格让马索特挽救库图佐夫,就是为了让他遇到自己宿命中的对手,那么1812年,这个人来到了库图佐夫的面前——他正是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都声名赫赫的拿破仑。

面对一路直奔莫斯科而来的法军,库图佐夫显示出了对战争的深刻认识,那就是要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。你要莫斯科,好啊,让给你。于是他居然主动放弃了莫斯科,只给拿破仑留下一个火光冲天的城市,然后开始打游击。

文章的通讯作者马克·普鲁(Mark C. Preul)博士说,当时其他俄国将领觉得库图佐夫脑子有病——事实上可能还真是——第一颗穿颅而过子弹损伤了他的额叶,有可能就因此改变了他的决策方式。研究者甚至认为,如果没有受这样的伤,没有做出这样的“有病”的选择,这场仗谁胜谁负还不好说。不管怎样,我们唯一经历过的结果是,远道而来的拿破仑不但面对这样一个决策诡谲、指挥艺术高超的对手,还受到了严寒和斑疹伤害的夹击,最终几十万大军伤亡惨重,灰溜溜地离开了俄罗斯的疆土。

库图佐夫的辉煌自此达到了人生的顶点,成为了整个国家的英雄和拯救者。他被封为斯摩棱斯克公爵,并荣获最高战功勋章一级乔治勋章。而经此一战,他也仿佛像是完成了自己宿命中所有的任务一般,第二年便离开了人世。两次救他于死命的马索特医生,也渐渐被掩没在历史的黄沙中。

旷世神医?倒也未必

用研究者自己的话说,《神经外科杂志》上这篇文章,展现了“医学是如何改变文明历程”的——多亏马索特医生凭借自己高超的医术挽救了库图佐夫的生命,进而使拿破仑兵败俄罗斯,才最终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。这么说我是赞同的,这些无巧不成书的趣事,总在无意间就让历史长河拐个小弯儿。

但是,这段传奇还有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呢?有的。要做这些讨论,我们还得结合当时的医学水平再去看看。

颅脑手术是外科手术,外科手术有两大基石:一个是无菌,一个是麻醉。无菌术方面,开拓者伊格纳兹·塞麦尔维斯生于1818年,约瑟夫·李斯特生于1827年。麻醉方面,克劳福德·朗到1842年才搞出了麻醉手术,而1846年威廉·莫顿搞的那次更为著名——而在这些伟大人物奠定这俩基础之前,外科能干的活儿其实真没啥。至于开颅手术,更是天方夜谭。

库图佐夫死于1813年,换句话说,这位命大的将领到死的时候,这两大基石还都完全不存在。虽然当时外科学已经可以称之为一门科学,但是还非常稚嫩,要处理库图佐夫这么重的伤情,依然力有未逮。如此看来,虽然库图佐夫大难不死,但其中,马索特医生的功劳只怕就要被打了折扣。

毫无疑问,库图佐夫真实的病情是不轻的。人的脑子是身体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,可它软塌塌的,容易损伤,所以在演化的过程中,形成了一个完整而结实的骨性结构来保护脑。但一旦它受伤了,颅内会出血、大脑会水肿,这两样都要占地方,但颅骨又提供不出来新的地方,这样就会把脑组织挤到不该去的地方。这状况就叫脑疝。如果发生脑疝的脑组织恰好管的事儿重要,那可是要命的。

而具体到库图佐夫的病例,关键在于止血。如果库图佐夫的凝血功能没有问题的话,这出血也是有可能自行停止的。同时,那俩弹孔起到的减压效果不足以缓解脑水肿导致的颅内压升高,而库图佐夫依然没死,也说明他的脑水肿不一定很重。结合当时的外科技术水平,马索特医生其实也说不太清楚自己究竟干了点什么。至于库元帅事后为什么没跟刘德华在电影里那样完全变傻,只能说,运气真好。

综上所述,个人愚见,医学当然参与左右了历史的进程,但马索特医生在改变历史这点上,或许没有那么大的作用。不过话说回来,库图佐夫元帅头中两弹依旧活蹦乱跳,还保家卫国击败拿破仑,都是不争的事实。这样的幸运,这样的传奇,这样的迎娶白富美(这也是真的,我没写而已)走上人生巅峰的故事,当做医学史上的一个有趣案例,读来还是让人心潮澎湃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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